■ 在我看来，对“你幸福吗？”这个简单问题的不同回答彰显出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包含了“幸福是什么”、以及“怎样才幸福”等问题，而访谈本身则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测量幸福。
■ 目前中外研究者更从主观角度认识幸福，很多研究者认为幸福就是幸福感，是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一种满足的感觉。
■ 对幸福的度量源于伦理学和经济学。
■ 社会互动以及其它自然情境中的行为反应和幸福之间有一定联系。
前一阵央视有个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记者在大街上寻访普通人，问他们“你幸福吗？”的问题，结果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我不姓福，我姓曾”；有人说“幸福就是快乐，幸福不光是挣钱。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不是吗？”。当问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得主莫言这个问题时，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不知道。”之后记者追问，他接着说，“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这个节目让我想起了我和同事在过去几年所做的一些有关幸福学的研究以及我们去年写的有关幸福学研究进展的报告。在我看来，对“你幸福吗？”这个简单问题的不同回答彰显出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包含了“幸福是什么”、“怎样才幸福”等问题，而访谈本身则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测量幸福。
幸福是什么
纵观历史和当代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幸福是什么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客观状态，即到达何种境况就意味着幸福了，一种更为关注主观体验。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写道“人们可以获得的物质的最高境界是幸福”（转引自：Ryff，1989），另外一名先哲伊壁鸠鲁则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转引自：肖川，2008）。相比西方比较抽象化地描述幸福的状态，我国早期对幸福的阐述更为具体，如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五福”。所谓五福，尚书上记载的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意即福寿绵长、钱财富足、心身康宁、仁善宽厚、善始善终。此后，桓谭在《新论》中述道，“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 唐代陈子昂则有 “家膺五福，堂享三寿” 之语。和西方将幸福作为物质境界的升华相比，我国古代有关幸福是什么的概念中则兼具物质和精神状态。这种看法似乎还在影响着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和电影《宝莲灯》中“和妈妈在一起就是幸福”一样描述的就是一种“安乐、子孙众多”的幸福状态，而莫言所说的“什么都不想”则是一种精神上的幸福状态，这无形中也和他多年前在其小说《白狗秋千架》中描写的“轻松、满足是构成幸福的要素”相一致。
莫言的回答也让我们看到，幸福状态是通过个体的感受体现出来的。目前中外研究者更从主观角度认识幸福，很多研究者认为幸福就是幸福感，是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一种满足的感觉，广义地来说，幸福是个体对生活的积极性和满意程度（Marini?&Brklja?i?，2008）。这种对幸福的看法有几个要点，一是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基于感受主体的价值体系和标准，而不是基于他人的标准；二是即便是同样的客观状态，个体的感受可能不同，幸福感会有差异；三是我们知觉到的别人的幸福不一定和他／她自己的认识一致。我们觉得他／她应该很幸福了，但其实未必。我们通常也把这种幸福感称为“主观幸福感”，即“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Diener，1984）。现在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也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从认知评价角度界定主观幸福感，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感(抑郁、焦虑、紧张等)，两者相对独立，其影响因素并不相同。而从情感体验角度界定主观幸福感，就认为主观幸福感是当前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平衡的结果，也即如果个体体验到较少的负性情感和较多的正性情感，感觉就是幸福的。
显然，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状态是有关的，客观状态提供了是否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平台，而不同个体的不同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决定着其感知到的幸福程度高低。
怎样才幸福
我们始终前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但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幸福呢？美国学者Warner Wilson在1967年发表了题为《自称幸福（avowed happiness）的相关因素》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绘了“幸福”的人的主要特征：具有高自尊、高度的职业道德感和中等愿望的年轻健康、高素质、收入丰厚、外向乐观、没有烦恼、有信仰的已婚人群，而这些特征和性别、智力程度无关。这篇文章被认为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研究的先河。这个研究也揭示着多种不同的因素如财富水平、个体特征等会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或幸福感。
以往经济学家认为，个体财富越多，使得其选择的自由就越大，个体获得最大化幸福的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物质财富增加必然导致人们的幸福增加？国内外的实证结果表明，财富与人们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个体层面，在一个社会中越富有的个体相对贫穷的个体来说通常会更幸福，这在国外和我国都得到了证实。但有趣的是，幸福感和社会财富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学者Easterlin发现，从1945年起，欧美国家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有时甚至是降低的。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悖论”。它揭示着经济发展和幸福感之间并不总是直线关系有时甚至是负的关系。研究发现，尽管美国的GDP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增加，但美国国民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增加。我们对有关中国财富水平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汇总，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这背后的原因可以用个体幸福感的获得机制来解释。个体幸福感的比较对象（参照点）可以是自身，比如自身现状（例如，现在的财富水平和现有的健康状况等）、个体期望和个体目标等。Easterlin的实证研究发现，人们的欲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因而导致人们总是预测5年后他们会比现在更幸福。个体幸福感的比较对象还可以是他人，主观幸福感会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在一个社会或同一时代中，富人总是比穷人开心；而在彼此隔绝的两个社会或两个时代中，社会比较受阻，因此富社会的人并不比穷社会的人开心，新时代的人并不比旧时代的人幸福（Easterlin, 1974）。不少学者认为，真正决定幸福感的，不是绝对的消费水平，而是相对于他人的消费地位。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贫富差距也加大了；绝对消费水平增加了，可是相对消费水平反而下降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财富水平增加了，可是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提升。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不幸福？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人们更幸福？
我们来看一下房子的例子。是否换到大房子一定会更幸福？答案是不一定的。这和房子对你来说的属性有关。如果你从一个很小的三口人合住的10平方米的房子换到9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会比你从200平方米的别墅换到250平方米的别墅要更幸福。这可以用芝加哥大学的Chris Hsee教授提出的内在可评估性原理来解释。内在可评估性指的是在没有其它参照物或从来没有被人们学习和认识的情况下，不同数量或质量的事物能够引起个体主观感受的程度。按照内在可评估性的不同，Hsee等提出将外部因素分为内在可评估性高的A类事物和内在可评估性低的B类事物。A类事物是指那些不需要任何其他参照信息，其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便能引起不同主观感受的事物。比如饮食、冷热、睡眠时间等。对B类事物而言，情况就不同，在没有对比信息的情况下，个体难以对其好坏程度做出较为准确的评判。在没有对比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感觉这些事物给人的影响，比如珠宝、高档汽车、高级别墅等事物。在上述例子中，90平方米的房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着A类事物的特点，而250平方米的别墅则为B类事物了。因此，要让人们得到持续的幸福感的话，应尽量发展具有高内在可评估性的产品，比如将人们搬迁到郊区更大的房子，配套交通和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人们获得更为持续的幸福感。个体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应该更为关注那些具有高内在可评估性的事物，奢侈品固然可以让人获得短暂的幸福，但并不持续，而那些诸如日出日落的自然之美带来的幸福感反而会更持久。
接着说房子。住了90平方米的房子一段时间后，可能人们会发现不如刚搬进去幸福了。这里面原因种种，但重要的一点是，大房子带来的幸福感比较容易被适应，而相比之下，由于换了大房子而产生的上下班交通的不变带来的不愉快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适应了，因为每天上下班都可能碰到这样那样不开心的事情。这又和事物的另一属性“情感适应性”有关。中彩票得巨奖之后的幸福感水平会上升很快，但没过多久就会下降到之前的水平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尽量去发展那些抗情感适应性、并能让人们感受到幸福的事物，而减少那些抗情感适应，并导致人们烦恼的事物。
上述两个效应其实都涉及比较，幸福也确实和比较有关。为了更幸福，还应该做合理比较，有时候“阿Q精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会让我们更幸福。从这点出发，我们鼓励财富水平相对高的个体更多了解财富水平相对低的人的生活，这样也更易获得幸福感。
这样看来，虽然财富不能必然让人们更幸福，但是社会合理引导、人们正确消费和合理比较还是可以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的。
幸福也和个体特征有关。DeNeve和Cooper（1998）对148个相关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在137种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人格特征中，相关度最大的是信任、情绪稳定性，机遇-控制点、顽强、积极情感、内向性、自尊等。其中，压抑的防御性、紧张、机遇-控制点与幸福感的缺乏有关，顽强、控制需求、信任和积极归因与幸福感的增加有关。这些结果充分反应了人格变量与幸福感的复杂关系(DeNeve& Cooper，1998)。在研究人格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近年来人们更加将研究焦点放在积极性格方面。通过对40多个国家不同年龄和宗教信仰的人群样本的研究，积极心理学家得出跨文化的结论是：虽然美德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中的表现在人们看来不尽相同，但实质上却殊路同归，睿智、英勇、仁慈、公正、自制和超脱是人类共有的、最为核心的积极心理特征（Seligman，2002），而和平和愉悦也几乎是所有宗教所追求的境界。从这个角度出发，关注自身修炼，提升自我品格将有助于人们体会到幸福感，而这也诚如我国古人所云“平生高尚，五福自然全”。
如何测量幸福
对幸福的度量源于伦理学和经济学。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测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李正中,郭志平,彭彦铭，2010）。近年来，研究者发展了多种幸福感测量工具，其测量随着理论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和成熟。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大多集中于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大类方法。主观方法中最常用的是主观报告法，即由个体自身报告幸福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相关研究采用单条目自陈量表（Single item Self－re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SISRSWBS）。比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全世界81个国家的被访者要回答“总的来说，这些日子你对生活满意吗”？央视节目采用的类似于是单条目调查。但是，有时候问这类问题可能会让受访者不知如何回答，特别是当我们直接用“幸福”这个较为学术化的词眼时，故莫言答“我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在访谈中如果用“你开心吗？”“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可能会更好引起人们对幸福感的反应。
客观测量主要是对人们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进行测量。当人们处在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中，会伴有一定的生理反应。这样，研究者可以根据受试者的生理指标如心律、心动加速率、血压、体温、呼吸频率、皮肤导电系数来判断受试者的情绪。考虑到心理现象由客观刺激所引起，并通过个体内部的一系列生理心理的变化而表现在行为上，因此，社会互动以及其它自然情境中的行为反应和幸福之间有一定联系。通过观察这些行为反应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程度，特别在人们有时会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幸福的知觉，因此决定了这种方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它的缺点在于无法控制社会赞许、记忆偏差、预测偏差等各种认知因素的干扰，因此，主观、客观幸福测量方法的科学整合将是对幸福感测量的未来发展趋势。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吃火锅可以让人感到幸福，想要了解吃火锅的幸福感，我们既可以用问卷让其报告吃火锅的快乐程度，也可以用医学仪器测量其心跳、血压等生理指标，还可以观察其吃火锅的速度和数量。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有关幸福的测量。
学者小传
唐宁玉，长宁区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助理。1994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开始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IT、康奈尔大学、英国翰宁管理学院等国外高校任访问学者。研究专长在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虚拟条件下的学习和虚拟团队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主持教育部和上海市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并承担过多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教材和译著十多本，如《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组织行为学》、《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等。曾获得国家人事部科研成果三等奖、上海曙光人才计划、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后备基金、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上海交通大学SMC优秀青年教师计划、双语教学比赛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现任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分会理事；上海心理学会理事。美国管理学会会员；国际中国管理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