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大学的排名人们都很关注，而目前全世界主流的排名评价体系中，科学研究成果及学术水平占了绝对性的比重。上海交通大学经历了最近十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和成效。尤其是回顾交大在科学研究方面这十年快节奏的运转和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收获了科研经费近10倍的增长、SCI论文近30倍的增长，也斩获过自然基金全国第一、国家科技奖全国第一、授权发明专利全国第一、杰青全国第一等殊誉。可以说交大的科学研究显性指标已跻身国内高校第一方阵。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成绩的获取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科研投入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十年来交大人上下齐心协力、努力地拼搏。我们可以欢呼：我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另一方面，当我们带着疲惫的目光审视着这些可喜的成绩的时候，我们也深切的感觉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给大学治学和学术研究带来的冲击。我们不禁在问：这样的状态如何持续发展？如何继续提升？抓质量-实施质量工程，何等英明的决策！其实大学质量的根本是学术精神。然而现在大学行政化、功利化、市场化以及“跨越式”发展的大潮驱动下，各类科研指标的排名无形地左右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并影响着对教师及其培养研究生的评价标准。而科研竞争呈现出“跑步向钱”——跑机关、跑企业、跑项目；“积极会友”——答辩会、评审会、启动会、评估会、鉴定会等等的繁忙局面，平均每天教师在外出差的比例有增无减。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大学里闭门苦读、潜心研究、执着探索的学者们的身影越发少见。透过这种空前高涨的科研积极性所展现的浮躁、短视和盲从状态不禁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学术精神正离我们远去！
学术精神是客观公正，兼容并蓄，严密求证，是一种诚笃的精神。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谓学术精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学术精神是大学老师治学的必备精神，也是为世人所最为尊崇的一种精神。同时，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精髓。它奠定了大学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交大116年骄人的发展史，不乏有：唐文治、蔡元培、钱学森、吴文俊、王振义等彰显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的大师和学长。学术精神的传承也是交大116年来蜚声中外的根本所在。当今，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时候，大学内涵发展的转型也势在必行，而学术精神的回归应该是关键所在。
学术精神是一种境界
学术精神应该是大学和大学学者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崇高的，超凡脱俗的，坚定而虔诚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大学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有一种“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的心境和品质。有了这种境界，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一种神圣的事业进而养成学者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这也是学术研究质量保证的心理底线。有了这种境界，才能真正做到潜心于学术、聚焦于学术、陶醉于学术和奉献于学术，才能催生真正的学术思想、学术精品与学术成就。正如中国学者的典范任继愈先生的学术准则“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那样，把对真理的追求融入自己的人生，以不解的探索鞭策自己的人生，用学术精神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学术生涯并感召自己的学生。也就是说每一位学者从他们踏上学术征程的初始，就要开始培养自己的学术精神和追求自己的学术境界，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学术精神是一种勇气
坚持学术精神需要勇气，需要敢于坚守信念、挑战权威、善于反思、崇尚批判和逆势而上的勇气。
实际上当下的社会环境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也真是不容易。他们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要面临学术“市场化”对学术界的冲击。尤其是在科研与收入挂钩的分配体制下，当获取科研经费与其学术研究方向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取“利”舍“义”还是取“义”舍“利”无论对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开发的学者都是一种考验。此刻，需要有一种对学术研究的敬畏精神和纯洁的价值追求。其次，要面临学者个人、学术圈、学术管理机构捆绑形成的“利益气场”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这种气场驱使着学者们奔忙于搭建关系、建立默契，成为“圈内”一分子。这样学术成绩就很容易和学术管理机构、学术圈、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反之，你就有可能“不入流”进而“不入围”。能否独善其中这对每一位学者也是一种考验。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学术是源于官学的，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难以摆脱官方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弘扬学术精神需要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逆势而上捍卫真理的勇气与气魄。第三，要面临在职称评聘时的指标化要求对学者自身研究方向、学术兴趣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在考验学者面对自身学术追求的一种态度。没有勇气坚持学术精神的人面对这些指标就会心理浮躁、急功近利偏离长远的学术方向和目标。因此，每一位学者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将面临诸多的考验和挑战，能否具备始终坚持学术精神的勇气就显得尤为可贵。
学术精神是一种独立
学术独立是学术精神的生命，学术精神要求学者具有独立的思维，独到的见解、独特的方法和自主的认识。
中国政府在科研资金投入目前已处世界领先水平，这是中国学者的幸运，令国外同行羡慕不已。但同时也出现了学术独立的缺失。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计划（如：科技部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科技专项（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际合作专项等）、建设工程（如：知识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一流大学建设985工程等）可谓是“铺天盖地”。尤为突出的是“指南”驱动现象，每年各类研发指南牵引着全国的大学、研究院所和学者们，大家认真地分析和推敲着从研究目标、技术路线到预期成果如何吃透指南，满足指南，贴近指南，最终获取立项。大家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耕耘，仿佛进入了良性循环。殊不知大学和学者们的思维被禁锢在了“指南”驱动的巨大漩涡中。出现了大学趋同化，学者“千人一面，万人一格”令人堪忧的局面。另一方面，青年学者的学术独立性同样令人担忧。在大学，青年学者的成长普遍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往往“子弟兵关系”体制的研究小组比“宾主关系”体制的研究小组更加稳固。“师傅”的思维方法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很大并且在学术交流与对话上是不平等的，青年学者的创新思维难以得到发掘、认同和发挥。象钱学森与其导师冯.卡门教授那样在学术上独立平等的氛围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实在难寻，值得我们深思。在科研项目竞争中学术头衔、学术经历和学术成绩的权重远远高于创新的学术思想、观点和方法，这样限制了青年学者发挥聪明才智和崭露头角的机会同时也就限制了青年学者的学术独立性和赶超前辈的可能性。因此，学术独立不仅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质量更关系到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精神是一种自由
学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它鼓励学者自由地憧憬、自由地畅想、自由地探索和交叉与融合。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科技革命的周期越来越短，新技术的变革真可谓是日新月异，其关键在于创新。有人说创新是“逼”出来的，正如我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在当时技术封锁和战争压力下逼出来的；有人说创新是智者“交锋”与“碰撞”出来的，正如量子理论的奠基人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理论，不是靠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要等到反对者终于死去，而赞成它的新的年青一代成长了起来”；有人说创新是“闲”出来的，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在闲暇之中自由地畅想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中悟出来的；有人说创新是“交叉”出来的，正如近100年来重大的科学突破、科技成就和创新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交汇点上产生的。破除迷信、自由探索、挑战极限和交叉融合这些自由的学术精神构成了创新的要素。而自由的学术精神需要科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贝尔实验室是一个乐园”。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中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才可以相互启迪，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见解才可以相互碰撞而产生出某种学术思想的火花。因此，我们需要大学和学者共同努力营造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
学者理论思维水平的高低，大学培养的人才对人类所作贡献的大小，归根到底都是由他们为人类社会所奉献的学术理论精品决定的，而学术精品的产生最深厚的基础在于高度的学术精神。治理学术腐败问题，回归学术界秩序的尊严、敬畏和理性，既要加强法律制裁、完善合理的评价体系、建立规范的政策法规，更要呼唤全社会重建和弘扬治学精神，形成一个贯通终极的治学精神体系，这是当前大学和学术界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们期待着学术精神的回归，也期待着学术精神的重塑
学者小传
彭颖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校长助理、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电设计与知识工程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主委。
近十年来，先后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处长、高新技术产业化办公室主任和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负责学校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的组织、策划、管理与服务工作。
主要的学术研究集中在金属塑性成形过程的数值模拟理论与方法和基于知识的设计理论与方法两方面。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863重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前期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重大基础研究以及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CREATE计划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等30余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1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2项，获软件著作权7项。1996年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2001年、2009年两次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0年、2007年作为第一完成人分别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2008年受聘美国福特教授
